美国当地时间7月10日和11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同学们继续在罗格斯大学展开充实而丰富的学习生活。7月10号的两场讲座为同学们对认识论的了解打开了新空间，7月11号的讲座则启发同学们对原有的哲学基础知识加以反思和突破。
7月10日上午，Juan Comesaña教授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了知识论中”认识正当化（Epistemic Justification）”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了证据主义和可靠性主义及其问题。师生们共同考察了“证明”概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此外，还对知识的种类、关于知识的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盖梯尔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首先，Comesaña教授区分了三种知识种类：直接知识（Direct Knowledge）、能力知识（Know-how）以及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教授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即“Knowledge - wh”的知识类型，并向同学们提出问题：这种知识是否可还原为命题知识？上述问题的讨论引出了关于知识的两种观点：其一，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认为能力知识不可还原为命题知识；其二，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认为能力知识可被还原为命题知识，但这种观点面临赖尔回归（Ryle's Regress）的挑战，会导致推理的无限倒退循环。
接着，Comesaña教授向同学们提出了在当代认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盖梯尔问题（The Gettier Problem）”。传统的命题知识三元观点认为，“S知道P”需要满足“P为真”、“S相信P”以及“S有理由相信P”。盖梯尔指出了存在有理由的真信念却不是知识的情况，并给出了构造此类情况的方法。对此存在不同的回应，如增加第四个条件、替换辩护条件或拒绝定义的可能性。
Comesaña教授进而区分了关于认知正当化一系列性质与立场，例如认知性与非认知性（Epistemic vs. Non-epistemic）、信念性与命题性（Doxastics vs. Propositional）、初步证据与全面考虑（Prima Facie vs. All Things Considered）、推论性与非推论性（Inferential vs. Non-inferential）等等。在诸多理论中，证据主义（Evidentialism）和可靠主义（Reliabilism）是讨论的重点。证据主义首先是一种命题辩护理论，认为信念态度是否得到认知正当化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主体拥有的证据。可靠主义首先是一种信念辩护理论，大致认为“S有理由相信P”是因为“S的信念是由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产生的”。两种理论各存在一些问题，如证据主义面临关于证据的定义、主体拥有证据的方式以及证据与信念态度契合的解释等问题；可靠主义面临可靠过程问题以及一般性问题等。
这节课对知识的种类、认知辩护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为深入理解知识论提供了基础，同学们在与教授的交流与探讨中收获颇丰。
（Comesaña教授与同学们交流）
下午，Jake Quilty-Dunn教授以一系列生动有趣、突破常识的案例，带领同学们探讨了感知（Perception）这一同时关涉哲学认识论、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的复杂问题。
Quilty-Dunn教授通过对单词的记忆、对卡片颜色的判断等实验，向同学们展示了认知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如误以为看到了实际不存在的单词，或者忽略了图片颜色的变化。这些实验中，“感知”与“思考”在认知错误中展现出了不同的作用，这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
许多当代学者认为，感知具有模块化（Modularity）特征，即感知系统在处理信息时是有限的，它无法访问人们所知道、想要或期望的所有信息。例如，在视错觉（Visual Illusion）的例子中，即使人们知道了错觉的原理，视觉印象仍然不会改变，这表明视觉系统具有与思考相区别的独特逻辑。此外，感知系统的一些先天理解（Innate Understanding）可能会限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通过小鸡在特定环境中成长的实验，说明视觉系统具有对光来自上方的先天理解。
感知模块化理论领域存在许多争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感知通常会联系相关的知识、情感和期望。通过观察有意义图片的例子，同学们发现人们的知识和期望会影响感知。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和实验对感知的模块化提出了质疑，如关于硬币大小估计、面部肤色感知等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感知可能并不完全是模块化的，而是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节课围绕“感知”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感知”与“思考”的关系以及感知的特征，引发了同学们这一领域的深入思考和讨论。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向教授赠予了礼品表示感谢并进行了合影留念。
（同学们与Quilty-Dunn教授合影留念）
7月11日上午，Trip McCrossin教授以启蒙运动为核心话题，为同学们讲解了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美蓬勃发展的“启蒙时代”中，哲学如何获得其复杂而深刻的发展。Trip McCrossin教授探讨了西方哲学启蒙运动中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蒙田、笛卡尔、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等人）的思想及其影响。
Trip McCrossin教授认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结论，代表了认识论的转向，但其思想的起源可能能够追溯到蒙田的怀疑论。Trip McCrossin教授对笛卡尔与其他哲学家的辩论进行了梳理：笛卡尔与霍布斯在心身问题上进行辩论，与洛克在认识论上有分歧，而洛克的经验主义引发了诸多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皮埃尔·培尔在《历史和批判词典》中提出的关于上帝全知全能全善于恶的关系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广泛思考。苏珊·尼曼认为，启蒙运动应被理解为存在分歧的时代，启蒙运动始于培尔的词典和重新出现的怀疑主义。莱布尼茨写作《神义论》以回应培尔，但同学们指出，其论证存在自我指涉、循环论证等问题，且在解释现实生活的苦难时难以令人信服。休谟的《人性论》引入了怀疑主义，Trip McCrossin教授认为不同于对休谟怀疑论的传统解释，休谟的怀疑论实际上可能产生于另一条思想路线，即受到培尔的影响，并试图给予培尔的怀疑主义一种新的、更有吸引力的形式。
通过Trip McCrossin教授对于哲学史深入浅出的讲解，同学们意识到启蒙运动是一个复杂且有趣的时期，存在着各种思想的碰撞和分歧。它不仅仅是关于理性的时代，还涉及到对信仰、道德、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思考。
下午，Michael Glanzberg教授和同学们探讨了哲学逻辑中的一些核心问题。Glanzberg教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是什么让逻辑推论与其他推论不同？”“我们该如何选择真正正确的逻辑？”“是否有可能修正逻辑？”“如果世界发生了足够大的变化，逻辑会改变吗？”。
根据上述问题，Michael Glanzberg教授在这节课主要讨论了经典逻辑（Classical Logic）以及对其提出挑战的一些逻辑观点，包括真值间隙（Truth Value Gaps）、多值逻辑（Many-Valued Logic）和悖论（Paradox）等问题，引发了对逻辑本质和正确性的思考。经典逻辑以数学为基础，追求必然性（Necessity）和形式化，使用真值表（Truth Tables）来判断命题的真假。但“模糊性问题”对经典逻辑构成了挑战，如“秃头悖论”“说谎者悖论”。由此，Michael Glanzberg教授进行了非经典逻辑的尝试——三值逻辑，通过引入第三个真值来处理真值间隙问题。K3逻辑虽消除了一些矛盾，但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如逻辑真理为零，且在处理模糊表达时不如经典逻辑干净。
Michael Glanzberg教授在课堂的最后为同学们讲述了关于逻辑选择和逻辑与科学的关系的问题。面对多种逻辑时，如何确定正确的逻辑，以及如何提供证据进行证明，涉及到逻辑的正确性、证据以及逻辑多元主义（Logical Pluralism）等问题。传统观点中，逻辑被视为必要且优先的（A Priori），与经验无关，但当逻辑被视为可改变的时，它便与科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只是具有更加抽象的特点。本节课展示了逻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对经典逻辑的深刻哲学反思。
（同学们与Michael Glanzberg教授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