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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教授论文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6期全文转载

2017-09-07  点击:[]

贺来教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的论文《重建个体性:个体的“自反性”与人的“自由个性”》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6期全文转载。

原文如下:

 

重建个体性:个体的“自反性”与人的“自由个性”

“把社会成员铸造为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1],鲍曼的这一论述凝练而准确地概括了“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特殊地位和不同寻常的意义。现代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社会,最突出地体现在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重大转换,“个体”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出发点,蕴藏着现代社会的重大秘密。

个体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说明了它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任何社会只要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难以避免产生“个体化”现象,也将因此分享“个体化”带来的解放和欢乐,并承担它所导致的风险和痛苦。

从西方历史看,其“个体化”进程是它特有的文化与社会长期变迁的产物。基督教文化、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为这一进程积累了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土壤。更重要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为它提供了最现实的动力,“政治革命”明确“群已权界”,为“个人”彻底摆脱身份、等级的束缚,克服抽象共同体的控制,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证; “经济革命”则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否定和根绝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所有这一切内在结合在一起,使“个体化”成为难以阻挡的重大趋势。

如果说西方“个体化”进程是几百年历史文化运动的产物,那么,在中国这一进程,则主要浓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多年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无疑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依赖关系”是前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状态的最根本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传统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为基础,决定了人必然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依赖于人的自然纽带和人群共同体,构成了其生存状态的根本特征。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打破了束缚人身的自然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个人获得了空前的独立和自主。与此相应的是,以往在我们的传统和思想观念中被污名化的“个人主体”、“自由意志”、“自我人格”等概念,也在思想理论层面上获得了重新理解和估价,而这又反过来为其存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从而推动了“个体化”进程。

毫无疑问,“个体化”标志着人的重大启蒙和解放。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观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 ,不仅如此,“人类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3] 。因此,生命个体摆脱种种虚假共同体的统治和操纵,冲破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羁绊和束缚,这是实现“自由个性”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人就可能永远停留于康德所指出的“父爱主义”笼罩的“不成熟的状况”,而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的“个体性”与“共在性”、 “独立性”与“依赖性”、 “自我”与“他人”等之间,并非绝对的隔绝、分裂和对立关系。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等于摆脱和斩断与他人的相互联系,而是应在一个更高层面和更广泛范围扩大和升华这种社会联系。否则,“个体化”就将陷入自我反对的悖谬和抽象化。正因为此,在当代社会,“个体化”的这种“自反性”已成为人们必须正视和警惕的重大课题。

概括而言,“个体化”的“自反性”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个体”的“受动”和被“规训”。现代社会理论与哲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个体化”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相伴而生的,可以说,正是公共生活的“理性化”构成了现代社会“个体化”的前提性条件。所谓“公共生活”的“理性化”,主要指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按照普遍性的工具理性原则构建而成的社会秩序,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现代官僚体系。这决定了现代人的“个体化”,是由这种现代性的官僚和制度网络所引导和规范的“个体性”。就此而言,“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而是被社会制度和体系所“规训”和“引导”的“个体性”。对此,当代哲学家如福柯等人曾做过十分深入的分析,他们揭示了现代人在沉浸于“个人自由”的志得意满时,实际上不自觉地已被种种理性化的制度网络所支配和控制的生存实情。这是现代性也是“个体性”的深层悖论。

第二,“个体”的“无根”与“无向”。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是个体斩断了在他之外的传统、共同体和一切神圣权威等的联系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个体被置身于一个彻底“祛魅”的世界之中。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意识深处,“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4],那么,现代社会摧毁的正是这一“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并把生命意义的重负完全转移到个人身上。问题在于,在“彼岸世界”的神圣秩序被瓦解之后,个人到何处获得意义感的根据?面对此挑战,个人的“无根”和“无向”凸显出来,海德格尔对“人生在世”在常人状态中“双可”、 “闲谈”、 “好奇”等的现象学描述,弗洛姆对现代人在生活的不确定性中“逃避自由”并服膺于极权主义风险的分析等,即对现代人的这种“无根”和“无向”性的深刻的哲学分析。

第三,“个体”的“孤立化”与“平均化”。个体在摆脱对他人的依赖关系时,其所付出的代价是个人“自由”和“独立”的片面化和狭隘化。马克思曾指出,现代社会的“自由”和“独立”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其权利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权利”[5] 。托克维尔也在与传统社会比较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一点:如果说“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那么,现代社会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6] 。这种与他人相脱离的个体所形成的并非人的真正的“自由个性”,而是“平均化”的冺然众人的生存状态。用托克维尔的表述,那将是一种新型的“专制”:“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7] 于是,“自由”和“独立”难免落入形式性和外在性。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本欲生成人的“主体性”,却又面临“受动”与“被规训”的境遇;本欲以个人取代上帝的权威,依赖自身成为生命的主宰,却又陷入“无根”和“无向”的困境;本欲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却又陷入“孤立化”和“平均化”的境地。这充分说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内在蕴含着自相反对的“自反性”悖谬性格。

如何理解和应对“个体化”的这种“自反性”性格,已成为影响人与社会未来发展极为关键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存在两种有着重大不同的态度和思路。

一是“逆个体化”的态度和思路。其基本立场是:既然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已经表现出如此多的内在矛盾和悖论,那么,最重要的是反抗“个体化”进程,克服“个体化”,寻求和建立曾经失去的集体认同和共同感。在现实生活层面,当代世界出现的诸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族群复兴运动等反现代性倾向的社会政治活动,即这种态度和思想的典型表现。在思想理论层面,社群主义的兴起可谓这种态度和思想的重要代表。当然,它们的具体背景和倾向各不相同,但均把消解和否定个体的独立性,视为克服现代社会“个体化”的“自反性”后果的根本途径。

与之不同,我们坚持的是另一种即“重建个体化”的态度和思路。它并不试图阻断和反抗“个体化”,而是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个体化”的内涵,克服其抽象性和片面性。它坚持,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在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过程中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是不容轻易抛弃和否定的,这是人的进一步发展不可抹杀的重要条件。以一种简单的非历史的方式否弃“个体化”及其重大价值,必然将为种种“虚假共同体”和非理性的“神圣权威”及其变种的借尸还魂大开方便之门,20世纪以来当代世界发生诸多灾难性事件已再三确认了这一点。合理的做法不是否弃而是“重建个体化”,即在克服“个体化”抽象性的基础上,把它转化为真正“自由个性”的追求和创造。

立足于这种立场,现代社会“个体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对“个性”和“自由”的狭隘和片面化理解和实践。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摆脱他人而独立,真正的“个性”也不在于与他人相隔绝的“孤独自我”,而是只有在与他人的开放性关系中才能生成。这种“个体主义”,不是“自负”的、 “占有性”的“个体主义”,而是“合作的个体主义”和“为他人的个体主义”。 “个体主义”且“合作”和“为他人”,这二者似乎矛盾和冲突,但实质上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本质性的关联。在此方面,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反省,是最早对此进行深刻思考的哲学家。霍尔盖特中肯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只有在不受限制的个体选择中,在对自我满足不受约束的追求中才能发现自由,我们还可以在正义的政治制度中,与法律一致的生活中发现自由”[8] 。这也即是说,黑格尔明确提出了要在个人的自主性与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依赖性这二者的统一中,重新理解“个人自由”的内涵。马克思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 ,视为人的发展的未来理想,实际上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延续和深化了黑格尔的主题——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性统一性关系中,实现“自由人的联合”,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自由个性”。在当代哲学中,哈贝马斯关于“真正的个性化与真正的社会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观点;霍耐特关于“个人与他人的相互承认”以及在这种“相互承认”中成就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思考;贝克关于在“第二次现代性”背景下“要成为个体,你就得去建构和创造你的主体间性”[10] 的新型伦理构想等,都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在当代社会和理论语境中“重建个体化”的重要理论探索。它们为我们审视现代社会“个体化”的成就与缺失、克服抽象“个体化”的狭隘性及其后果等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尤其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依赖于诸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和前提,而其中,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和幸福的“个人”构成其最基本的人性预设和逻辑前提,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即是其最具典型性的表现。显然,社会科学的这种人性假设和前提与上述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化”进程有着深层的一致性。我们通过对“个体的自反性”批判性反思,分析了现代社会“个体化”的内在矛盾和挑战,实质上也同时揭示了社会科学赖以成立的人性假设和前提的有限性和片面性。超越这一界限,从人的“自由个性”视野重新设定当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前提和预设,也许将成为推动当代社会科学走向自我重建和自我跃迁的重要切入点。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ZDA24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10] 贝克等. 个体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序言、246.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24.

[4] 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0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3.

[6][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27.

[8] 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3.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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