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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6位教授参加“龙鹏吉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视频研讨会

2020-04-02  点击:[]

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牵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不同行业以不同形式全面应对这次公共危机。2020年2月6日和3月10日中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分别主办“龙鹏吉大”第一期和第二期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线上研讨会,主题分别为“例外状态下的社会治理”和“身边的战场: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应对疫情新变化”。在特殊时期,青年学者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科研战疫”的过程中,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公共责任。哲学社会学院、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师代表参加研讨会。我院的曲红梅、李龙、张彦彦等教授参加第一期视频座谈会,王庆丰、芦恒、贾玉娇等教授参加第二期视频座谈会。

曲红梅教授以“例外状态下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旁观者’”为题,以齐泽克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为引子,表明我们不可能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她表示,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伦理学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我们不应该要求普遍理性下的积极义务(即应该),而是尽量不产生或少产生对他人的道德伤害;二是我们从积极的方面可以更多地表达对无私无畏的奉献者的道德赞许和敬重。美德伦理中倡导的典范和榜样可以给人们更多的影响和鼓舞。保持关切与崇敬是“旁观者”现在应该做的。

李龙教授以“疾病的现代性”为题,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谈起,认为现代很多疾病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生的,疾病对于人的生存方式、人对自我的理解、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借鉴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认为疾病往往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味,比如道德、伦理、身份、地域,乃至文明程度的高低等,在面对现代疾病,尤其是传染病这种疾病时,我们应该剥离那些附加在疾病之上的各种隐喻和象征。他认为这次疫情在多个层面给我们提出了课题,比如法律问题、新闻舆论宣传、基层制度建设、社区治理新模式以及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的执行力等问题,都需要思考。

张彦彦教授围绕“恐惧管理理论视角下个体面对危机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应对策略”指出,恐惧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观点为:个体会产生对于死亡的焦虑,这种焦虑是由于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控制感缺失造成的。为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个体需要通过一些防御机制获得生命意义感和价值感。同时,在隔离期间营造稳定、安全有序的家庭环境,通过对亲密关系的投入来进行恐惧管理也可以减少负面情绪。

王庆丰教授作了题为“城市与疾病:基于福柯治理术视角的生命政治学分析”的发言。他从福柯的治理术视角出发,阐明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城市和疾病之间的内在共生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疫情时所展现出来的:社区和单位的双重治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治理、统筹安排的全局性治理以及高效硬核的刚性治理,均体现出中国之治的优越性。

贾玉娇教授作了题为“非常之期中国国家治理非常之力的生成机制”的发言。她指出,在疫情等风险开始呈现常态化显现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将非常时期的非常治理纳入到常规化体制中,或者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体系是否具有应对非常时期问题的能力,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国一直在推动的制度建设显现一定成效,在社会组织动员、系统部署、全面协调、自我完善等方面释放出制度效能。

芦恒教授围绕“公共风险应对与社会韧性建构”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社会经历一次重大考验,同时也是整体反思中国社会对待重大公共危机时体现出的社会韧性的重要契机。社会应对风险的“抗逆性”体现的是社会面对风险初期的适应机制,而到了风险应对的后期,则要转换为一种内在的公共性结构,要从公益性、公正性、公民参与性、公开性等方面来检视和建构社会韧性,形成预防风险的长效机制和治理内核,对于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龙鹏吉大”网上座谈会,再次体现出哲学社会学院多学科分析疫情的特色和潜力,拓宽学科视角的同时,更明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今后我院院内开展持续性的跨学科对话活动和合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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